黄帝陵

    
　　首先，参加祭祀黄帝礼仪要有真挚诚敬的情感。
　　早在两千多年前，孔子就有“祭如在”[1]的名言。孔子不完全相信鬼神，没有肯定地说，祭祀的时候真的会有鬼神来接受祭享。但是他认为应当对祭祀保持郑重严肃的态度，行祭者要恭恭敬敬地奉行礼仪，就像祭祀对象来到了面前一样。这个“祭如在”，强调的不是受祭者会身临其境，而是行祭者要心临其境。后来的礼学著作发挥了孔子的观点，《礼记·祭统》中说：“夫祭者，非物自外至者也，自中出于心也。心忧而奉之以礼，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。”祭祀这件事不是从人心之外来的事物，是出自人的内心。有了诚敬之心而依礼奉献祭品才是祭祀。这种意义只有贤德的人才能完全理解。《礼记·祭义》对这种感情做出了形象生动的描述：
　　斋之日，思其居处，思其笑语，思其志意，思其所乐，思其所嗜。斋三日，乃见其所为斋者。祭之日，入室，僾然必有见乎其位；周还出户，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；出户而听，忾然必有文乎其叹息之声。
　　祭祀对象虽然是已经死去的人，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却真切地存活在行祭者心中。这种心理对于体现祭祀的初衷和实现祭祀目的的作用，无疑远远大于外在仪式形式。
　　当今祭祀黄帝与古代的祭祀有根本不同，但传统祭祀文化中重视真情实感、强调要有诚敬之心的观念还是应该加以继承发展的。黄帝祭祀中的真情实感和诚敬之心，就是对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体认，在祭典中接受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陶冶。参加黄帝祭祀典礼提高人们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体认，加深对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感受，就会切实产生加强民族凝聚力的效果。
　　其次，祭祀黄帝要有一定的礼仪形式。
　　礼文化强调践行礼仪规程。将观念体现于礼仪规程之中，又通过反复践行礼仪规程养成和强化它所体现的观念。孔子教学内容中有“习礼”一项，所谓“习礼”不仅是预习、排练的意思，“习礼”本身就是“行礼”——践行礼。礼文化不能脱离践行而仅从读书或内省方面学到，因而礼文化与礼仪形式不可分离。如果任何礼仪形式都没有，那又何以为礼? 《论语·八佾》中记载：“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。子曰：‘赐也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。’”告朔是每月初一举行的祭祀仪式，饩羊是告朔用做祭品的羊。子贡要把告朔做祭品的羊省去不用，孔子表示反对，说：“你可惜那只羊，我可惜那种礼呀!”在孔子看来，告朔用羊做祭品是必需的礼仪形式，失掉必需的礼仪形式就等于失去礼仪，可见礼仪形式是必不可少的。不同礼仪的形式不同，但也有共同基本精神。例如孔子说：“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。”[2]礼仪形式宁可俭朴不要奢侈，不要搞形式主义。这是礼仪形式的基本要求之一。这当然有反对铺张浪费的意义，但更重要的还是出于对礼的本质的理解。他又说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!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!”赠献玉帛、敲钟击鼓都是礼的形式，它虽然不可缺少而非礼的实质，实质是礼的内容。比起内容来，形式是次要的。礼仪形式要服从礼仪内容，能够充分体现礼仪内容的形式才是适当的礼仪形式，而不是越豪华盛大越好。
　　美国人类学家沃森(Watson)认为：传统中国的丧葬仪式常常包括两个层面：一是仪式背后的意识形态，一是仪式本身的执行。人们往往只关心仪式能否正确地执行，而不一定考虑或明白执行远远大于仪式背后的正确信仰(enforcing orthopraxy rather than orthodoxy)。沃森这里说的“仪式本身”和“仪式背后的意识形态”的关系相当于礼文化中祭祀仪式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。他认为中国人重视仪式的形式远远大于重视内容。作为对中国礼文化的总体看法，沃森的批评显然是不恰当的。如上所说，从孔子开始就强调礼的内容高于形式，这是中国礼文化的传统。但如果从实际操作的层面讲，沃森的批评亦非完全无的放矢。
　　当今祭祀黄帝的设施得到空前完善。例如自1992年开始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黄帝陵整修工程拉开帷幕。整修黄帝陵一期工程完成了包括轩辕庙前区广场、印池、轩辕桥、桥北广场、龙尾道、轩辕庙山门、陵区道路、棂星门、陵道、神道、龙驭阁等陵园区和庙前区23项工程。资金投入8400多万元。整修黄帝陵二期工程，截至2004年底累计投资2．34亿元人民币，完成的项目有庙区祭祀大殿、祭祀广场、古柏防火输水管网工程、黄陵中学拆迁及庙区道路，庙区绿化等配套工程。其中新祭祀大殿以花岗岩建造，石柱浑圆、屋檐沉长、斗拱硕大，主殿“轩辕殿”由36根圆形花岗岩石柱围成方形空间，屋顶中央是直径14米的圆形“天光”。2004年春重新制作的一套祭器，总数达181件、组，除编磐、建鼓之外，全部采用青铜铸造，用铜28吨。2006年公祭典礼上启用的黄帝陵“龙魂”大钟由青铜浇铸而成，总高3．65米，口径2．4米，重16吨。“闻天”大鼓重750公斤，鼓面直径2．5米，鼓帮直径2．7米，鼓高1．5米，与“龙魂”大钟相得益彰。
　　黄帝陵及大陆各地祭祀黄帝的具体仪式。历年有所变化，经过反复探索已经固定下来的主要程序有奏乐、敬献祭品、恭读祭文、行鞠躬礼、乐舞告祭等，有时还有讲话、扫墓、植树、留影等议程。黄帝陵祭祀活动，多有海外同胞、港澳台同胞参加，祭祀台下设有海外同胞、港澳台同胞参祭的专区。台湾遥祭黄帝陵仪式保留古代形式较多，献祭程序细分为献帛、献花、献爵、献牲、献果、献馔、献粢盛，还有焚祝(焚化祭文)一项。无论大陆各地还是台湾举行的黄帝祭祀仪式，总体都能体现庄重肃穆的精神，体现中华儿女对始祖黄帝的敬仰之情，对中华民族凝聚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　　再次，黄帝祭祀仪式中的古今问题和民祭仪式问题，值得进行探讨。
　　祭祀仪式的各个方面，包括祭祀设施、议程、祭器、祭品、服饰、仪仗以及祭文、乐舞，都有一个古今问题。黄帝祭祀的仪式既要有中华民族的历史色彩，又要体现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。前者是古，后者是今。祭祀仪式中古今关系处理恰当，有助于在人们心目中唤起伟大的民族自豪感和厚重历史感，激励当代中国人为中华民族崛起奋斗的精神。
　　许多古代仪式形式一直延续到当今。黄帝祭祀是对生活于5000年前的祖先的祭祀，从上古延续至当今，其仪式带有古代色彩既不可免又是完全必要的。黄帝祭祀仪式中的古代色彩，如祭殿的古建形式，仪程中的上香奠酒，祭器中的簋、簠、笾、豆，祭品中的三牲、三帛，祭文的告祭赞颂文体以及传统乐舞，会营造一种历史气氛，把参与仪式的人们的思绪引向祖先生活的古代去，让人们回顾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，从而体认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。
　　但是祭祀仪式中的古代色彩不是绝对的。上述体现于祭祀中的古代色彩基本并非黄帝时代所具有，而是后代历史上才出现的事物。例如，当今修建起来的黄帝陵祭祀大殿是仿古建筑，所仿的是两千年前汉代建筑的风格，而不是5000年前黄帝时代建筑的风格。假设仿照史前建筑修建起一座祭祀大殿，显然不能反映中华民族的宏大气魄，也不能适合当今祭典礼的需要。再如，当今黄帝陵祭祀中用的“八鼎九簋”和编钟、古磬，都是周代礼器的仿制品，也不是史前所有。如果仿制史前所有的陶制礼器，作为当今黄帝祭祀典礼的礼器，同样是不恰当的。古代祭祀黄帝的乐舞没有完整资料流传下来，当今祭典中的乐舞是今人创作的。2004年清明节公祭黄帝陵的乐舞《轩辕黄帝颂》，分为《祥云吉雨》、《百兽率舞》、《中华鼓魂》、《驭龙升天》四个乐章，内容古今兼有，形式具有显著的当今民间乐舞风格。
　　当今祭典通行的着装，除仪仗队、歌舞表演可以穿古装外，主祭人、陪祭人和参祭人员一律穿当代服装，加上一条佩带或一朵胸花，作为进行祭祀典礼的标志。祭祀仪式上穿当代服装，表示是当代人进行祭祀，表示祭祀典礼是庄重严肃的大事。主祭人、陪祭人和参祭人员都是以黄帝子孙的身份祭祀自己的祖先。
　　当今的祭文，既要反映当今中华民族的事业和奋斗，又要让今人听得懂看得明白，只能相对较多保留古代祭文的形式，不是越古越好。在这方面，1937年毛泽东、朱德的祭文堪为典范。这篇祭文至今读之令人感奋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，当然主要在于祭文的内容，但表达方式也很重要。它以祭告赞颂的文体，将内容表达得十分简洁，又没有难懂的古语旧典，当代中国人不需注释就能听得懂看得明白。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的祭文中不乏古今统一的好作品，但也有的祭文有今无古失去祭文特有的韵味，有的祭文则堆砌古语旧典，既难懂又少新意，亦不足取。
　　当今民祭和公祭的共同点则是将黄帝视为祖先而非神灵祭祀，都是追忆歌颂始祖肇造文明、厚生利民的伟大业绩，都是以祭告的形式总结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，表达中华民族实现和平统一、团结奋斗的愿望和决心。民祭的特点是群众参与性高，特别是当地民众的参与更广泛。民祭仪式怎样体现更广泛的群众性，发挥它特有的作用，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。例如，民祭仪式应该由什么人主持，由什么人担当主祭人就值得探讨。现在的民祭是由地方政府和民众团体合办的，多由地方政府官员担任主持人和主祭人。我们以为，地方政府组织民祭活动是必不可少的，离开地方政府的支持，民祭活动很难顺利举办。但是仪式的主持人、主祭人不一定要由政府官员担任，由当地社会知名人士或群众团体代表担任更好。再如，黄陵县民间有私人祭拜黄帝陵的习惯。清明节或重阳节，民众自发制作“花供”祭拜黄帝陵。“花供”是一种面塑，造型有人物、花卉，还有牛、羊、猪三牲。祭祀时献上“花供”，点燃香烛、黄表，奠酒跪拜。这样的自发的私人祭拜活动难免带有视黄帝为神明的心理，有祈福禳灾的因素。对这样的私人祭拜活动进行引导规范的同时，怎样保护群众参与的积极性，也是一个问题。如果只有限制的一面，只有很少民众参与，民祭的作用就会大大降低。
　　注解：
　　[1]《论语·八佾》。
　　[2]《论语·八佾》。
　　

黄帝祭祀研究/何炳武主编.-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09.03